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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二五年一月，《京报副刊》征求“青年爱读书”和“青年必读书”各十部书目，其中“青年爱读书”是让全国青年列举自己最爱看的十本书，“青年必读书”则是让名流学者推荐十本当时青年人非读不可的书。
对于这个问题，鲁迅起初选择的是置之不理，但因编辑孙伏园一再催稿，鲁迅最后终于给出了自己的回答：从来没有留心过，所以现在说不出。
这个看起来有些不近人情的回答，背后实则有着无比深长的意味。“从来没有留心过”并不是说鲁迅不关心青年人，相反，恰恰是因为他无比关心青年。“必读书”指的是课外补充知识、开拓视野、锻炼思维的书，而“青年”又是一个无比宽广的概念，其中包含着有着不同发展需要的社会各阶层人士。在不了解青年的个人兴趣及发展方向之前，鲁迅是开不出一个书单的。
事实上，鲁迅曾经多次开出书单，但这都是在了解对方需求的情况下开的，如为好友许寿裳之子，如为想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曹靖华。再看当时的名流梁启超、马幼渔开的书单，其实针对的都只是某一特定人群，而不能适应于所有青年。
鲁迅无疑是极为清醒的，他从不以青年导师自居。他曾在《导师》一文中这样写道：
倘说为别人引路，那就更不容易了，因为连我自己都还不明白怎么走。中国大概很有青年的“前辈”和“导师”罢，但那不是我，我也不相信他们……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……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，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。
当然，鲁迅又知道《京报副刊》之所以让大家列书单是想促进青年的进步，其用意是好的。因此，鲁迅又说了一句“所以现在说不出”。这一方面没有把话说起，给自己留了余地，也给主办方留了余地。另一方面则是不伤其他人的面子，毕竟其他为青年开书单的人士，他们的本意也是好的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这两句话之后，鲁迅还写了一个为自己招来许多骂名的“附录”：
但我要珍这机会，略说自己的经验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。我看中国书时，总觉得就沉静下去，与实人生离开；读外国书——但除了印度——时，往往就与人生接触，想做点事……我以为要少——或者竟不——看中国书，多看外国书。少看中国书，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。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“行”，不“言”。只要是活人，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。
此语一出，可谓捅了马蜂窝。如柯柏森即发表了《偏见的经验》一文，怒斥道：卖国者们，都是留学外国的博士硕士……鲁迅先生是看了达尔文罗素等外国书，即忘了梁启超胡适之等的中国书了。
时至今日，依然有许多人持类似的观点批评鲁迅“贬低中国文化”，乃至于“卖国”。但平心而论，这其实是站在“爱国”的制高点仗势欺人。鲁迅并不自诩为导师，他申明了“略说自己的经验，以供若干读者参考”，也就是说可以批评鲁迅对中外书籍的见解，但不能借此就认为他数典忘祖、崇洋媚外。
事实上，鲁迅先生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是非常深的，如《中国小说史略》即梳理了中国小说的源流及发展，至今仍有极大价值。而鲁迅之所以认为当时的青年人并不适合看太多的传统书籍，确实也和自己的成长经验有关。
在《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》一文中，鲁迅曾这样写道：
我出世的时候是清朝的末年，孔夫子已经有了“大成至圣文宣王”这一阔得可怕的头衔，不消说，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。对于读书的人，使读一定的书，即四书和五经，使遵守一定的注释，使写一定的文章，即所谓的“八股文”，并且使发一定的议论。
鲁迅所谓的“多看外国书”其实是为了让人开拓视野、活跃思维，让人成为真正活着的人。当然，鲁迅此语确实有偏激之嫌，但不能忽视的是，这一是鲁迅依据个人经验的肺腑之言，二是针对当时“救亡图存”的大环境而论的。
总之，鲁迅从不自诩为导师，更不希望成为偶像，他希望的只是青年能有进步、国家能有发展。他说的话自然不可能全对线上股票炒股配资网，但我们提出质疑之时亦不可脱离当时环境，更不可忽视鲁迅的良苦用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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